最后，即使这是一个无理的搜查，一切分配慈善救济金的人，有权知道救济金额如何使用，并以是否接受家访作为给予补助金的条件，领取福利补助金的人，已经放弃反对家访的权利。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组织无法去实现其目标，把精力尽花费在调整这些冲突上。

三是听证程序，指行政主体对重大复杂的的行政违法案件进行处罚时适用的查清案件事实的特别程序。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因为司法审查是由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主持进行的，因此，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亦应当是人民法院，似乎不存在任何争论。[5]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行政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称钓鱼执法乃是人们对行政主体一些不当执法行为的形象比喻，它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专门用语，这与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不当执法有很大区别。上列方面实质上框定了目前我国司法审查相对狭窄的内涵。

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相应的判决方式也必须作出改变，也即应当拓展目前的判决类型，如我们可以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能的判决，而且可以把目前行政诉讼法中的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加以运用。行政系统中的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直接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发生关系，但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常常有间接影响，而且内部行政行为关系到行政权行使的质量。因此，我们建议中央对此配套预算资金，用以帮助地方政府应付数据的整理、公布和报告所产生的额外负担。

{5}《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1998年11月4日修订。陈若英，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54}Stephen A. Ross, Disclosure Regul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Implications of Modern Finance Theoryand Signaling Theory, in Issue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177（Franklin R. Edwards ed.，1979）． {55}Hirschman, Albert 0.，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转引自Stiglitz，前述脚注{31}。第一部分阐释政府征地赔偿标准确定的地方性特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基于此特征指出赔偿中涉及的拆迁和安置成本福利只能由地方政府依据地方情况确定。

{42}此后，地方政府通过对开发权附加开发负担（development exactions），把某些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义务作为开发权授予的先决条件，发展到直接向开发商事先收取费用，确保公共产品和设施在未来的供应。法律明文授权环保部门对提供上述信息的人士给予重金奖励，奖金可以高达25万美元。

{7}《土地管理法》第47条，2004年8月28日修订。如果这一项以征地项目为单位收集和公布信息的机制得以执行，会为整个强制信息公布制度提供基础信息，奠定基础。上述内容摘自：Robert v. Percival, Christoner h.Schroeder, Alan S. Miller and James p. Leap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aw, Science and Policy, 4th Edition,Aspen Publishers，页933-944。除了对于财政透明度和民主财政上述间接作用外，征地项目的信息公开还具有更为直接的功能：为财政透明度的制度建立提供人力资本的准备。

相反，拆迁安置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几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安排，受制于地方财政、地方公共产品提供、居住条件和就业等状况。{59}国土资源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5条，2002年1月1日生效。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市场撮合机制的效率和公平性也会逐步提高。未来如果将评估结果与缴税义务挂钩，寻租的动力和预期收益都将进一步提高。

{3}在我国，政府对城市房地产考虑征收物业税的动机是多元的。{52}例如，Khanna, M.， Non-Mandatory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Economic Surveys，15（3），2001：291-324。

{11}例如，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建设部负责人在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解释了这一立法权限的障碍，见陈菲、杨维汉和隋笑飞：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新闻稿，新华网：http : //www.ce.en/xwzx/gnsz/gdxw/201101/22/t20110122_2216291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1月26日。{45}三、信息不对称本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指出了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中两个重要维度均需要我们就征地和地方财政获取大量的信息。

学者们根据土地制度和税收的一般经济原理，建言开征物业税或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永续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且不说这种抽象培训的实际效果，畸高的私人成本就难以将个人吸引到讲堂中。其次，即使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推定合理市价是可实现的，期望政府官员按照该标准进行赔偿可能也只是个美好的理想。这一潜在的功能将会为财政部和一些地方财政部门正在尝试的财政预算透明度改革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从而获得这些部门的配合。{60}程义峰、秦亚洲、陈冀杨、金志：‘信息公开年考观察，《瞭望》周刊，2009年7月20日，转引自：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09 -07/20/content_11737839.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日。四、征地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议及其价值与面临的挑战此前已有学者提出了土地知情权的概念和法理基础，{57}征地信息和地方财政收支信息的公开在现行法律法规中也已有提及。

评估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依靠足够的市场竞争来保障，而政府核算的公正性则需要更为复杂的政治选举制度、司法监督和媒体监督来支撑。污染物排放几乎是生产活动的必然产物，法律对此采取了排放量控制而非禁止的手段，通过对超标排放施加法律责任来威慑和减少污染排放行为。

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被征地人和征地机关之间，也存在于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18}Coniston Corp. v. Village of Hoffman Estates, 844 F. 2d 461，464 （7th Cir. 1988）． {19}Andrew C. Florance, Norm G. Miller, Jay Spivey and Peng Ruijue, Slicing, Dicing and Scoping the Sizeof the U. 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arket （2010年4月26日草稿，Copyright CoStar, Inc. 2010）附表3,http://www. sandiego. edu/business/documents/sizeofthemarketdraftApril26. pdf，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日。

该条例的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入公布。而这样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于远离土地的中央政府，只能来自于生活于土地之上、与之利益攸关的居民和对之进行管理的地方基层政府。

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长期被《土地管理法》作为地上附着物对待，农村居民直到2010年才获得了合理补偿安置的权利，{8}但其规定的建筑重置成本法却似乎与合理相去甚远。而这一假设的情形是否能发生，涉及改革的动力问题—一个需要日后的事实加以证伪的经验性问题。{35}198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但该条例的第5条第（4）款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暂免征收。同时，地方政府之间也鲜有竞争，被征地人几乎不能用脚投票。

财政透明度 关于我国政府征地制度{1}的学理讨论和法律实践较多集中于两个问题：赔偿标准和地方土地财政。{30}《1970年安置协助和不动产收购政策法案》Section 203 （a） {31}例如：William A. Fischel＆Perry Shapiro, Takings, Insurance, and Michelman: Comments o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Just CompensationLaw, 17 J. Lega Stud. 269, 269-70（1988）。

与物业税相比，我国现行土地出让金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征收频率的一次性，而物业税的普遍做法是每年核算征收。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机构和所有使用联邦政府资金的地方项目在征地时提供统一（uniform）和公正（equitable）的拆迁安排。

当然，如果地方政府能完全内化征地给被征地人和其所在社群造成的损失，我们兴许根本不需要知晓地方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及其执行情况，关于政府赔偿的地方性信息缺失也会变得无足轻重。{32}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很多，例如：张清勇：纵向财政竞争、讨价还价与中央—地方的土地收入分成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收入的考察，《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同理，对地方政府安置安排的评价也必须基于丰富和准确的地方性信息和知识。这一现状是我们不能绕过的一个严峻现实，也难以从其他国家的征地监管历史和实践中挖掘现成的答案。执行征地的地方政府掌握了几乎所有的信息，个人、上级政府和公众都缺乏法律手段抑或替代机制获取这些信息。{37}原文为the art of taxation as akin to plucking a goose in a manner that ensures that it does not squawk，Joseph Stiglitz On Liberty, the Right to Know, and Public Discourse :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Oxford Amnesty Lecture, January 27，1999。

但这一制度可能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兴许会催生出推进这一制度的动力。{59}但就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等权能的实现而言，这一法律框架却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

{6}对赔偿标准的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反映了城乡二元的差异，并实行了房、地分离原则，对各类房地产类型的标准规定支离破碎，对耕地征收的具体赔偿标准则畸低。物业税的税基计算则不同，即使在物业税和市场机制均发达的美国，物业税的税基也是基本通过评估机构评估辅之以政府的核算确定，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评估质量和政府核算的公正性。

而有能力用脚投票（即永久迁徙和移民）的个人几乎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被征地或是在被征收中被侵权的可能性最小。五、结语中央政府在短期内动用大量资源修订城市拆迁条例的决心，成都等地方政府具有创造性和强调人性的改革措施都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希望。